知道电视上的“老娘舅”?那只是十分之一

发布时间: 2016-11-28 19:35:29  |  来源: 上海观察  |  作者: 王珍  |  责任编辑: 陈晓雯

摘要

在研究“柏万青现象”过程中,也看到她时常流露出这样的担心:“我也在想,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够么?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上海这座国际化大城市,今后确实需要有更多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“柏万青”。这就是研究“柏万靑现象”的意义所在。

有人曾经说过,在上海,如果你不知道“柏阿姨”,那你就out了。与一般的偶像、明星不同,“柏万青现象”展示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草根社群力量——它吸引各个不同阶层的群体汇聚成为功能广泛、形式多样的公益和志愿服务的庞大队伍,形成集情谊、伦理的价值认同和集体行动的社会共同体。这个现象何以形成?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又具有怎样的意义?日前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《柏万青现象: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》出版座谈会上,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
《柏万青现象: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》(徐中振、杨雄、刘春荣著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)遵循一个人、一群人、一些事、一些思考的脉络,通过“柏万青现象”聚焦独特的中国“社群”现象及其活动方式,梳理草根社群的形成脉络与发展逻辑,探究个体走向群体、社群组织融入社会体制,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、社群、社会与国家体制的关系格局和发展趋向。

《柏万青现象: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》出版座谈会上,柏万青在发言。 王珍 摄

谈及为何会关注并长期追踪研究“柏万青现象”,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坦言,最初是因为“好奇”——“当初搞社区文化建设研究,发现上海很多社区都办不起来,只有静安寺街道柏阿姨办得很红火。”随着接触的增多,柏万青身上的典型意义让徐中振有了更多思考。现在很多人谈到柏阿姨,第一反应就是电视上的“老娘舅”,但在徐中振看来,“老娘舅”只是柏万青十分之一的工作内容,“在这一现象背后,我们能感受到中国‘后单位’背景下个体走向群体、走向社会、连接国家的转型社会的独特路径。”

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认为,这样的草根研究很有意义,学者不能端着肩膀做事。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基础上,“总书记讲人民的主体地位,人民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,社会治理需要自组织参与。政府要么是块,要么是条,条块总是有管不到的地方。有了社会组织,很多问题老百姓自己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解决。”在他看来,“柏万青现象”有社会学的问题,有国家治理、城市治理、社会治理的问题,也有历史传承问题,还有哲学问题,非常值得研究。

当天的座谈会,柏万青本人也到场作了发言。她深切感到,基层实践需要理论指导。社区要发展,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,社会组织做的是政府做不了的事,因此最好要少一些行政主义,去掉一点形式主义。“我做‘老娘舅’,不一定每个案子都能调解好,但是要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,要最大程度弘扬社会正能量。”

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柏万青?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看来,在高度利益化和诚信缺失的时代,柏万青提供了一种诚信纽带,不同的项目都能够找到不同的处理方式,针对不同群体需求,她都能够给予一种满足。更重要的是,很多人在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那里找到了意义。“市场提供货币,不提供意义,人没有货币不能生活,没有意义也不能长久支持。”

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认为,柏阿姨做的许多工作,对于如何真正理解全面依法治国非常重要。作为近代法哲学的基础,黑格尔法哲学讲得很清楚,法包括三个层面:一是抽象法,即外在的法;二是主观法,即道义;三是伦理,即实在的法。外在法或者抽象法要能够有实际的效果,必须适应一定的道德状况和社会伦理。现在有些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割裂开来。如果从黑格尔法哲学的角度来说,以德治国是以较高法的治国,因为抽象法是最低的法。随着社会逐步扩大,抽象法作用必须加强,但是如果仅仅以为抽象法能解决所有问题,是不对的。在吴晓明看来,中国许许多多问题是靠伦理的方式而不是抽象法的方式解决的。所以,发展志愿者、调解员队伍,既符合中国传统,也符合当下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。

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认为,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创新社会治理,首先需要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,探索推进社区共治与自治的基层治理结构的形成。基层社区治理的本质是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,特征为实行自我管理,自我服务,自我监督。在此实践过程中,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好协作。“柏万青现象”恰恰体现了上述理念,其要意在于一一通过“社区再组织”达到“社区提升”。他同时指出,在研究“柏万青现象”过程中,也看到她时常流露出这样的担心:“我也在想,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够么?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杨雄认为,上海这座国际化大城市,今后确实需要有更多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“柏万青”。这就是研究“柏万靑现象”的意义所在。

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对此也表示认同。他认为,柏阿姨有自己的色彩,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,怎样根据时代的变化、社会的变化,变得更加丰富多彩?柏阿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,她的思路和逻辑是七八十年代的,年轻人佩服柏阿姨,但是柏阿姨是否被80后、90后、00后所接受?她的话语体系、观察问题的角度,如何为更多社会群体所接受,使更多代际的人能够沟通,产生持续影响力?从这个意义上说,希望上海涌现越来越多的“柏阿姨”,只有这样,我们的城市才会充满活力,老百姓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理安宁。

复旦大学“复旦-欧洲中国研究中心”执行副主任刘春荣形象地说,柏阿姨是万人迷,也是学术和理论上的谜。他归纳了“柏万青现象”需要解释的6个特征:一是规模宏大,平时看到各种各样的草根社群都是小打小闹的,而在柏万青这里,仅中老年交友沙龙已经有1万多人,规模非常惊人。二是跨界动员,柏阿姨不仅仅动员老年人,也动员中产阶级,通过跨阶层、跨界、跨群体把各种资源衔接起来,所以她所产生的不是针对某一特定阶层的力量。三是跨地域,她在静安区,但是又产生了跨地域的影响。四是多功能,包括社会矛盾调解、老年人社交等,她的功能还在延伸,从而使边缘群体、利益表达能力比较弱的群体、社会能见度非常低的群体,能够得到表达和交往的机会。五是有持续性。六是避免对抗性,是社会治理的有效补充。

周锦尉、黄晓春等也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。本次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、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、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、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天下频道“思想汇”联合举办。